黃仁宇先生在歷史學研究方面可謂獨辟蹊徑，他講究以大歷史觀的角度去看待問題，認為任何結果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其產生的淵源。對于中國建國前所出現的歷史形態，黃先生主張從明代歷史中去尋找原因，因此，他對明代歷史研究頗深，一直期望從明代遺跡中尋找造成中國近代百年衰敗的歷史足跡。《中國大歷史》、《萬歷十五年》是黃仁宇先生的代表作品，作為一位長期生活在海外的華人歷史學者，他的作品雖然有些晦澀難懂，但是其中所剖析的深刻問題卻意義重大。

　　我本非歷史研究工作者，對于歷史問題只是淺嘗輒止，但期望收到些許以史為鑒的效果，其中明代的財政制度，使我在曲彎環繞中想到了對于中國中小民營企業的些許借鑒意義，因并未進行深入研究，其中不乏妄斷臆想之處。

　　首先來簡單說一說明代的財政制度，我只提出與本文主題有關的部分，并不代表全部。

　　明王朝的官僚組織結構體系十分發達，其運轉類似一部龐大的機器，其本意雖然為好，但不乏許多在現在看來不盡人意之處。以一個組織中最大的問題財政來看，明朝的財政收入全部來自于基層千千萬萬的小自耕農，政府通過向這些自耕農的直接征稅來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。而與唐宋帝國不同的是，明代在國家高層與底層納稅者之間并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執行機構——中層。為了防止出現以往朝代在納稅方面對于農民的的層層盤剝，大明朝廷盡可能減少稅賦從納稅人手中到使用人手中的轉運環節。明代的中層官員只是根據國家總的稅賦，將應征總額層層分解到各個農戶身上，而讓最基層的縣鄉政府將本地稅款運到需求之地。打個比方，明代末年楊燾統領軍隊在遼東抵抗滿蒙軍隊，他所在軍隊的給養來自全國除貴州之外的所有地方，而另一個方面，一個縣的稅糧有可能被指派運到全國的幾十個地方，包括中央皇室、戰事發生地、防洪賑災地等等。這樣，國家的中層機構，主要是京官集團，就成為名副其實的會計機構，而且是非常龐大的會計機構。既然所有的活動不用中層去做，他們只是進行會計結算，那么他們也必然沒有動力去解決在運輸中出現的技術問題，如通訊、交通等等，而作為承擔具體運輸任務的地方集團甚至納稅人，他們基于地方利益，也沒有動力去完善此類技術問題，更何況每年運輸的目的地也不一定相同。

　　這種制度在我們現在看來是效率非常低的，可當時在抑制官員對于稅糧的層層盤剝與加碼上卻是十分有效的，但其造成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寓的，最受拖累的就是應對戰爭的考驗，前方官兵因軍糧補給不暢造成失敗的情況時有發生。

　　其實，這只是明王朝中央集權化的一個個例，其他方面也同樣出現了類似的問題。終明一朝，中國在經濟政治上全面落后于西方，此時西方已經開始了宗教運動、文藝復興、工業革命，而明代的制度始于洪武，歷經明清兩代，我國正是在明代開始全面落后于西方，最終形成了清王朝的覆滅。

　　在這里我想引用的僅僅是其中的一個環節：中層機構職能的不完善，只靠高層與基層的接觸去完成目標，常常會造成混亂。而我們許多中小民營企業家經常會犯類似的錯誤。